心理动力学咨询文献精读：克莱因与后克莱因临床技术主题：象征形成、容纳与心理改变

论文一 · 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

我在本篇的论点是根据这样的假设：在心智发展的早期阶段，施虐活跃于各种原欲愉悦之来源。在我的经验中，施虐在这个阶段达到高峰，此阶段由想要吞噬母亲乳房（或是母亲本身）的口腔施虐欲望引领进入，随着肛门期早期的到来而结束。在我所说的这个阶段中，个体的主要目标是要拥有母亲身体的内容物，在施虐冲动的支配下无所不用其极地摧毁她；同时，伊底帕斯冲突也在这个阶段开始了，性器的倾向此时开始发生影响，但还不明显，因为前性器期的冲动仍然主导着。

理论标注 · 施虐-焦虑-象征的三元结构

克莱因在此提出了一个核心发展序列：过度的施虐引发焦虑，焦虑驱动早期防卫，而防卫的成功与否决定了象征能力能否发展。这一链条将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与客体关系理论连接起来。关键创新在于，克莱因将"象征形成"置于自我发展的核心位置——它不仅是升华的基础，更是个体与外部世界建立关系的前提。值得注意的是，克莱因将伊底帕斯冲突的起始时间大幅提前至口腔施虐阶段（约出生后的最初几个月），这与弗洛伊德的经典时间框架形成鲜明对比。

小孩期待在母亲体内找到：（一）父亲的阴茎（二）排泄物（三）小孩们，而且视这些等同于可以吃的物质。根据儿童最早期对于父母交媾的幻想，父亲的阴茎在性交动作中与母亲结合在一起了，于是小孩的施虐攻击是以双亲为目标，他们在幻想中被啃咬、撕碎、切割或捣碎成碎片，这攻击带来了焦虑，害怕他会受到联合双亲的处罚。

过度的施虐引起了焦虑，并启动了自我最早的防卫方式。根据我在分析中所发现的，自我所建立的最初防卫和危险的两个来源有关：个体本身的施虐以及被攻击的客体。这种防卫——遵从施虐的程度——具有暴力的特质，和日后的潜抑机制有根本上的不同。在关于个体本身的施虐方面，防卫意指排除（expulsion）；而在关于客体的方面，则意指破坏。

临床标注 · 早期防卫 vs 潜抑的本质差异

克莱因区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防卫机制：早期防卫（针对自身施虐的"排除"和针对客体的"破坏"）与后期的"潜抑"。在临床工作中，这一区分至关重要。当我们面对精神病性水平或边缘型组织水平的病人时，我们所见的往往并非经典神经症的潜抑机制，而是这种更原始的、暴力性的早期防卫。病人可能通过将自身的攻击性"排除"到外部（投射）或将客体体验为已被"破坏"的（ fragmentation）来应对焦虑。这解释了为何对这类病人进行标准的精神分析解释可能无效甚至有害——因为技术假设了潜抑机制的存在，而病人实际运作的是另一套防卫系统。

费伦齐主张认同——象征的前驱来自于婴儿努力从每个客体中再次发现自己的器官及其功能；在钟斯看来，享乐原则让两件非常不同的事情可能变成相等的，因为它们都有愉悦和兴趣的类似特质。数年前，我根据这些概念写了一篇论文，我获得的结论是：象征是所有升华以及每一种才能的基础，因为事物、活动与兴趣是藉由象征等同（symbolic equation）而成为原欲幻想的对象。

现在我要补充以前所说的，伴随着原欲兴趣，在我所描述过的那个阶段所发生的焦虑，启动了认同的机制。由于儿童渴望摧毁一些代表客体的器官（阴茎、阴道、乳房），因此他对此客体怀有畏惧，这种焦虑促使他将这些被关注的器官等同于其他的事物。由于这样的等同，这些事物接着也成为带来焦虑的客体，因此他被迫不断去制造其他新的等同，这便形成了他对新客体产生兴趣以及象征的基础。

于是，象征不只是所有幻想与升华的基础，更甚于此，它也是个体与外在世界以及广泛现实之关系的基础。我曾指出施虐在其高峰时所指向的客体，以及与施虐同时发生的知识渴望所指向的客体，是母亲的身体及被幻想拥有的内容物。指向她身体内部的施虐幻想，构成了与外在世界以及现实之最初与根本的关系，他接下来能够获得外在世界与现实相符的程度，取决于个体度过这个阶段的成功程度。

督导思考 · 象征形成作为发展评估的枢纽

克莱因的这篇论文为临床督导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评估框架。当督导中呈现一个病人在象征化能力上的困难时（例如，病人将分析师的休假体验为被抛弃的"事实"本身，而非一个可以思考和谈论的事件），我们需要回溯性地思考：这个困难是否根植于早期施虐-焦虑链条的断裂？病人是否因为无法耐受对原始客体的攻击性所引发的焦虑，而停止了这个将焦虑分散到新客体上的象征化过程？督导中一个有用的问题是："这个病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将A体验为象征性地代表B，而不是A就是B？"这个问题直接连接了Segal后来发展的"象征等式"概念，也连接了比昂的alpha功能框架。

我已经从一般的分析经验中获得了这些结论，并在一个案例里获得显著的证实，在此案例中，自我发展受到不寻常的抑制。我将要细述的这个案例是个四岁大的男孩，其语汇以及智能的贫乏大约介于十五到十八个月的程度。他几乎完全缺乏对现实的适应以及与环境的情绪关系。迪克（Dick）大多数时间都是缺乏表情的，对于母亲或保姆是否存在也表现出漠不关心。从一开始，他难得表现出焦虑，即使有也是不寻常的少量，除了一项特定的兴趣之外——他几乎没有任何兴趣，他不玩，和环境没有接触。大部分时候他只是无意义地将一些声音串连起来，不断地重复某些噪音。

他初次来访时给我的印象是：他让保姆离开而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全然无所谓地跟随我进入房间。在房间里他漫无目的地来回跑着，有几次他绕着我跑，就好像我是一个家具，不过他对室内的任何物体都没有兴趣。他来回跑的动作看来是缺乏协调的，他的眼神与表情则是固定不变的、疏远的、缺乏兴趣的。

治疗片段 · Dick的第一次分析会谈

场景：克莱因将大火车和小火车并排放置，称它们为"爹地-火车"和"迪克-火车"。

Dick：（拿起"迪克"火车，滑向窗户）"车站。"

克莱因："车站是妈咪，迪克就要进去妈咪里头了。"

Dick：（留下火车，跑进内侧与外侧门之间的空间，把自己关起来）"黑黑。"（又直接跑出来，重复数次）

克莱因："在妈咪里面是黑黑的，迪克在黑黑的妈咪里头。"

Dick：（用质疑的方式说了两次）"奶妈？"

克莱因："奶妈快来了。"

动力学解说：Dick的反应链揭示了象征形成的萌芽——火车=阴茎，车站=母亲身体，门之间的黑暗空间=母亲体内。克莱因的关键技术决策是：在Dick几乎无法使用象征化的情况下，她主动提供了象征框架（命名玩具并赋予意义），而非等待病人自己产生联想。这是从标准分析技术的重大偏离，却在Dick这个极端案例中成为唯一能接触其潜意识的路径。Dick对"奶妈"的询问，标志着他首次向分析师表达了依赖性的关注——这是客体关系开始形成的信号。

在第三次分析时，他仍是同样的表现，不一样的是，除了跑进去两道门之间的门廊里，他也跑到抽屉柜后面，在那儿他陷入焦虑之中，首次叫我过去他那里。从他重复叫唤保姆的方式，以及当时间到时，他以不寻常的雀跃迎接她的样子，看得出来此刻他有很明显的担忧。我们可以看到和焦虑同时显现的是依赖的感觉，起初是对我，然后是对保姆。

在第三次分析中，他也是第一次带着兴趣注视那些玩具，在这样的兴趣中有明显的攻击倾向。他指着一辆煤炭车说道："割。"我给他剪刀，他试图去刮取小片的黑色木料来代表煤炭，但是他无法握住剪刀。我回应他给我的一瞥，从小车上切割了几片木料。他随即将受损的车子及其承载物丢到抽屉里，说道："没了。"我告诉他这代表迪克刚刚从母亲身上切出了粪便。

接着他跑进了两道门之间的空间里，用他的指甲在门上稍微搔抓了一下，显示出他认为这个空间与小车子以及母亲的身体是相同的，而后者正是他在攻击的。他马上从两道门之间的空间跑回来，找到储藏柜并爬了进去。

临床标注 · 当病人无法握住剪刀时

Dick无法握住剪刀这一细节，在克莱因的理论框架中具有深远意义：这不是单纯的肢体笨拙，而是对攻击行为的原始防卫——他"无法"握住攻击性工具，因为这会唤醒他对自身施虐冲动的恐惧。克莱因在此做出一个精妙的临床动作：她"回应他给我的一瞥"，主动代替他完成了切割。这个动作在标准技术中可能被视为过度干预，但在Dick的案例中，它起到了示范性的作用——向Dick展示攻击可以被容纳、被命名、被理解，而不必引发无法控制的后果。这是"抱持"概念的前身，也是温尼科特后来发展的"抱持环境"的先声。对于临床工作者而言，问题不是"我是否应该替病人做"，而是"我的介入是否促进或阻碍了象征化过程的展开"。

迪克也发现洗涤用的水槽象征了母亲的身体，他显现了怕被弄湿的特别恐惧，焦虑地擦干他的手和我的手，因为他不只弄湿了自己的手，也弄湿了我的。几乎在同时间，他在解小便时也表现出同样的焦虑。尿与粪便对他而言代表了有害与危险的物质。

现在较清楚的是，在迪克的幻想中，粪便、尿液与阴茎代表了用来攻击母亲身体的物体，因此也被认为是会伤害自己的一个来源，这些幻想促使他对母亲身体的内容物感到恐惧，特别是父亲的阴茎——在他的幻想中，它存在于母亲体内。

伴随这种兴趣的发展以及对我逐渐增强的移情变得亲切而正常，现在他渴望她们的存在，想要她们注意他，而且在她们离开时会觉得痛苦；对他的父亲也是一样，他的关系所流露的正常伊底帕斯态度之迹象逐渐增加着，并且与一般客体有了更稳固的关系。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进行了六个月的分析，而他的发展——这段期间里，在所有根本的重点上已经开始发生——可以合理地推断良好的预后。我要强调的是，在迪克的案例上，我调整了我平常使用的技术；大略来说，我没有诠释素材，直到它们已经在各种表征中表达出来为止。不过，在这个表征能力几乎完全阙如的案例中，我发现我必须根据我一般的知识来做诠释，而迪克行为中的表征相对是模糊不明的。用这种方式我找到了接触其潜意识的途径，并得以活化焦虑以及其他的情感。

理论标注 · 技术的弹性：从"等待表征"到"主动提供框架"

克莱因在论文结尾所做的技术反思极为重要。她明确承认，面对Dick这样象征化能力几乎完全缺失的儿童，她不得不偏离常规的儿童分析技术。在标准的儿童分析中，分析师等待儿童通过游戏、语言或行为将潜意识内容"表征"出来，然后进行诠释。但Dick无法产生这些表征——他的游戏不是象征性的，他的语言是贫乏而无意义的，他的行为缺乏情感投注。克莱因的解决方案是：基于她对早期心智的一般知识，主动提供象征框架（"车站是妈咪"、"割代表从母亲身上切出粪便"）。这一技术选择的前提是分析师对早期潜意识生活的深度理解，以及分析师愿意承担"提供"而非"等待"所带来的风险。这一立场在当代精神分析中仍然引发争论：主动提供解释是否构成暗示？克莱因的回答是：如果分析师的解释基于对潜意识冲突的真正理解，而非自身的理论偏好，那么它就是分析性的——即使它的形式不同于标准的自由联想-诠释循环。

论文二 · 关于象征形成的笔记

理解和解释无意识象征是精神分析师的主要工具之一。我们常常面临的任务不仅是理解某个特定象征的含义，还要理解整个象征形成的过程。这一点尤其适用于那些象征形成或使用出现障碍或抑制的病人，例如精神病性或类分裂病人。

让我举两个病人的简单例子。病人A是一位住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医生曾问他，为什么自从生病以后就不再拉小提琴了。他带着某种激烈回答说："为什么？你指望我在公共场合自慰吗？"另一位病人B一天晚上梦见自己和一位年轻女孩在拉小提琴二重奏。他联想到"fiddling"（瞎摆弄）、自慰等等，从中清楚地浮现出：小提琴代表他的生殖器，拉小提琴代表一种与那个女孩发生关系的自慰幻想。

这里有两个病人，他们在同样的情境下似乎使用了同样的象征——小提琴代表男性生殖器，拉小提琴代表自慰。然而，这些象征运作的方式却非常不同。对于A来说，小提琴已经如此完全地等同于他的生殖器，以至于在公共场合触碰它变得不可能。对于B来说，拉小提琴在他清醒的生活中是一种重要的升华。我们可以说，他们之间主要的区别在于：对A来说，小提琴的象征意义是意识层面的；对B来说，则是无意识的。然而，我不认为这是两位病人之间最重要的区别。

理论标注 · 从"意识vs无意识"到"等式vs代表"

Segal的这篇论文以一个看似简单的临床观察开篇，却引出了一个革命性的理论区分。传统上，分析师可能认为两位病人的区别在于象征是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神经症病人B将象征保持在无意识中，而精神病人A将象征的意义意识化了。但Segal敏锐地指出，真正重要的区别不在于意识的层级，而在于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性质：对A而言，小提琴就是生殖器（象征等式）；对B而言，小提琴代表生殖器（象征表征）。这一区分彻底改变了我们理解精神病性思维的方式：问题不是"病人知道了太多"，而是"病人无法维持符号与对象之间的距离"。

在B的案例中，梦的意义变得完全意识化这一事实，丝毫没有阻止他使用小提琴。而在A的案例中，有许多象征在他的无意识中以他在意识层面上使用小提琴的同样方式运作着。两位病人引用小提琴作为男性生殖器象征时，他们之间最主要的区别不在于一个的象征是意识的而另一个是无意识的，而在于：在第一个案例中，小提琴被感觉为生殖器；在第二个案例中，小提琴被感觉为代表生殖器。

再举一个例子——这次来自分析情境中的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有一次，在分析的头几周里，他满脸通红、咯咯笑着走进来，整个会谈期间都不跟我说话。后来我们发现，在那次会谈之前，他一直在参加一个职业治疗班，做木工，制作一个凳子。他沉默、脸红和咯咯笑的原因是，他无法让自己跟我谈论他正在做的工作。对他来说，他正在做的木凳、他要在谈论它时使用的"stool"（凳子/粪便）这个词，以及他在厕所里排出的stool（粪便），被如此完全地感觉为同一个东西，以至于他无法跟我谈论它。

治疗片段 · "Stool"的三重等式

场景：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在会谈中沉默、脸红、咯咯笑，拒绝谈论他在职业治疗课上做的木工活。

患者（事后联想）：他无法谈论那个木凳（stool），因为"stool"这个词同时意味着凳子、粪便，而这三者在体验中是完全同一的。

分析师的观察：患者当时完全无意识地体验到这种等式。他意识层面所知道的只是自己感到尴尬，无法开口说话。

动力学解说：这个案例完美地展示了"象征等式"的临床面貌。当语言本身失去了象征距离——"stool"不再是一个可以灵活指涉不同事物的符号，而是被体验为它所指之物本身——交流就变得不可能。患者无法说出"stool"这个词，因为在他的体验中，说出这个词就等于排出粪便，就等于在分析师面前暴露自己最私密的身体功能。这种体验的"具体性"（concreteness）是精神病性组织的标志。分析师的任务不是向患者解释"stool只是一个词"，而是理解并解释：是什么焦虑使得象征距离不得不被 collapse？是什么让维持"这个词代表那个东西"的能力被摧毁了？

根据恩斯特·钟斯1916年的定义，A（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小提琴会被认为是一个象征。同样，在B的梦中也是如此。但在B的清醒生活中，当小提琴被用于升华时，它就不再是一个象征了。在1916年的论文中，钟斯区分了无意识象征与其他形式的"间接表征"，并对真正的无意识象征做出了如下陈述：

第一，一个象征代表被排斥在意识之外的东西，整个象征化过程在无意识中进行。第二，所有象征都代表"自我及其直系血亲的观念，以及出生、生命和死亡的现象"。第三，一个象征具有恒定的意义。许多象征可以用来代表同一个被压抑的观念，但一个给定的象征具有恒定的、普遍的意义。

1930年，梅兰妮·克莱因提出了象征形成抑制的问题。在她的论文《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中，她描述了一个四岁的男孩（Dick），其自我发展和与现实的关系几乎完全缺失。她表明，在这个案例中，象征形成受到了抑制，自我几乎没有发展出兴趣，与现实也几乎没有建立关系。男孩只对少数事物感兴趣：门把手、门、开关门的动作，以及火车和车站。在她看来，男孩的兴趣局限于那些代表他自己阴茎进入母亲身体的事物。在这个案例中，对母亲身体内部的施虐幻想及其内容物——父亲的阴茎、粪便、孩子们——引发了过度的焦虑，对象征形成的防卫导致了象征形成的中止。

督导思考 · 识别象征等式的临床信号

督导中常见的一个难题是：分析师如何识别自己正在与一个"象征等式"而非"象征表征"打交道？Segal的论文提供了几个实用的临床指标。第一，交流的中断：当病人对某个词、某个物体或某个情境产生强烈而无法解释的反应时，可能标志着象征等式在运作。第二，具体化：病人将解释体验为实际的行动（"你说我嫉妒，就等于你在指责我是个坏人"），而非对意义的探讨。第三，替代的不可能性：在正常的象征化中，一个对象可以被另一个对象替代（不同的小提琴仍然可以拉）；在象征等式中，替代是不可能的，因为符号与对象是同一的。督导中，当分析师报告"病人似乎听不懂我的解释，或者把我的解释当作攻击"时，督导者应当考虑：这不是病人的"抵抗"，而可能是象征等式在起作用——分析师的话语被体验为它所指之物本身，而非关于该事物的表征。

我想要补充克莱因的观点。我认为，象征形成的过程与自我的发展、客体关系的性质，以及焦虑和经验被处理的方式密切相关。象征形成始于投射性认同。在投射性认同中，主体在幻想中将自己身体的某些部分投射到对象中，于是对象便与被感觉为包含在其中的自我的那些部分等同起来。同时，主体将内部客体向外投射，并将它们与外部世界的某些部分等同起来，这些部分于是来代表它们。

然而，这些早期的符号并不被自我感觉为符号或替代物，而是被感觉为原始对象本身。我将称之为"象征等式"。自我与对象之间关系的紊乱——非分化——是这一过程的特征。在正常的象征化中，自我与对象之间的分化是完整的；符号被感觉为代表对象，而非被感觉为对象本身。当投射性认同过度时，自我的很大一部分与对象认同，而符号作为自我的创造物和功能的产物，与被象征的对象认同。只有在抑郁位，当对象被放弃时，一个对象的象征表征才在自我的哀悼过程中形成。

临床标注 · 从偏执-分裂位到抑郁位的象征化之路

Segal在此给出了一个精致的发展模型，将象征形成与克莱因的"位置"理论直接连接。在偏执-分裂位，投射性认同是主要的防卫机制：主体将自身的部分（好的或坏的）投射到外部对象中，外部世界于是被体验为充满了这些被投射的内容。在这个位置上，符号（外部世界的某个部分）被体验为就是原始对象（象征等式）。在抑郁位，一个重要的转变发生了：主体开始认识到对象是独立的、完整的、既被爱也被恨的实体。哀悼的过程——承认损失、感受到罪疚和修复的愿望——使得主体能够放弃对对象的直接占有，转而形成一个代表该对象的符号（象征表征）。这个模型对临床实践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象征化能力的恢复或发展，依赖于病人能否在分析情境中体验到抑郁位的焦虑（即对对象的关心、对损伤的罪疚、修复的愿望），而不仅仅是偏执-分裂位的焦虑（被迫害的恐惧）。分析师的解释应当促进这一转化，而非仅仅在偏执-分裂位的层面上提供"好客体"的供给或"坏客体"的驱逐。

正常的压抑中，无意识与意识之间通过符号进行交流。在弗洛伊德所谓过度的压抑中，无意识从意识中分裂出去，在被压抑者的回归中，意识被具体的符号入侵，如同幻觉一样。在压力之下，可能会出现从象征功能向象征等式的退行。例如，在Segal第一篇论文中描述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抑郁位中形成的思想和词语变得具体化，以至于患者无法使用名字，因为他体验到一个名字就像咬进被命名的人一样。

象征化作为一种三元关系——自我、对象与符号之间的关系——只有在自我充分分化于对象之外、对象被体验为独立的、自我能够承受放弃对象的哀悼时，才能成熟地建立起来。当这个过程失败时，世界就变成了一个充满危险的具体符号的迷宫，每一个词、每一个物体都携带着原始对象的全部情感重量。

理论标注 · 三元结构：自我-对象-符号

Segal对象征化的定义引入了一个关键的结构特征：象征化是一个三元关系，涉及（1）被象征的对象，（2）作为象征的物体/符号，以及（3）进行象征化活动的自我。这一三元结构只有在自我与对象的分化达到一定水平时才能建立。在二元结构（自我-对象）中，不存在"代表"的空间——自我要么与对象融合，要么将对象驱逐。三元结构的建立标志着心智的一个质的飞跃：自我现在可以在自身与对象之间创造一个"第三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符号既与对象有关，又不是对象本身。这正是比昂后来发展的"K"（知道）功能的基础，也是所有思考、语言、艺术和文化的先决条件。Segal的论文因此不仅是一篇关于象征化的技术论文，更是一篇关于"思想如何成为可能"的元心理学论文。

论文三 · 心理改变与精神分析过程

我们对"心理改变"（psychic change）一词的使用存在一些歧义。有时我们用其指代病人心理状态或功能的任何改变，有时则指更长期、持久且符合期待的改变。在本文中，我想探讨这个词的两种用法及其相互关系。

我在此想强调的要点之一是：心理改变不仅仅是一个终点、一种最终状态，而是在治疗中始终持续进行的过程。我们作为分析师需要能够发现并追踪病人的"瞬息改变"（moment-to-moment change），而无需在意这些变化是否积极，是进步的迹象还是退行的迹象，而是将其视为病人以其独特方式处理其焦虑和关系的个人化方法。否则，我们无法期望帮助病人通过治疗实现真正、长期、积极的心理改变。

如果我们被这些变化是否显示进步的先入之见所累，寻找证据来支持这一点，那么我们可能会因感受到的进步而热情高涨，或因明显的退行而失望；我们会发现自己偏离了轨道，无法全心倾听；或者我们可能会给病人带来无意识的压力，迫使其适应、顺从我们感受到的愿望和需求，或者病人可能感到被误解。

临床标注 · "瞬息改变"作为分析的核心材料

Joseph提出了一个对临床工作具有颠覆性影响的观点：分析师不应将"改变"理解为治疗结束时的某种结果，而应将注意力集中在每一次会谈中发生的微小变化上——病人如何进入房间、如何开始说话、如何在会谈中转变话题、如何结束会谈。这些"瞬息改变"本身就是分析的核心材料，因为它们揭示了病人处理焦虑和关系的"习惯性方式"。Joseph警告说，如果分析师过于关注"进步"，就会失去倾听的能力，甚至可能无意中给病人施加压力，迫使病人表现出分析师所期待的"好转"。在临床工作中，这意味着：当病人连续几周似乎"没有进展"时，分析师的任务不是更加努力地推动改变，而是更加仔细地观察：病人正在用什么方式维持不变？这种维持本身，就是一种需要被理解的"瞬息改变"。

事实上，我们完全倾听并陪伴病人的能力，必须帮助他们越来越能够观察、耐受并理解自己处理焦虑和关系的习惯性方式，这是改变这些习惯性方式、并成为我们所谓心理上"更健康"的过程的一部分。然而，尽管我认为我们应当能够陪伴病人、贴近他们处理自身问题的独特方式，但是我们自己的心中确实存在关于长期心理改变的理论和信念。

病人前来接受分析是因为他们对现状不满，他们希望自己有所改变，或者希望事情有所改变。他们怀着对改变的渴望，如果没有这种渴望，分析就会失败。然而，他们又对改变感到恐惧。他们无意识地知道，他们想要的改变涉及内在力量的重组、已建立的心理和情感平衡——这是一种由情感、冲动、防御和内在形象无意识建立起来的平衡，并且反映在他们在外部世界的行为中的扰动。

一些关系紧密、而且精妙地相互锁定的要素维持着这种平衡，某一区域的扰动必然会在整个人格之中产生回响。病人无意识地感知到这一点，因而会把分析过程看作一种潜在的威胁。这当然与弗洛伊德关于阻抗的观点相关。

督导思考 · "阻抗"作为对平衡的忠诚

Joseph对"阻抗"的重新描述是督导中的有力工具。传统的理解将阻抗视为病人对治疗的反对；Joseph则邀请我们看到：阻抗是病人对其内部平衡的一种忠诚。这个平衡可能是病态的、限制性的、痛苦的，但它同时也是病人所知道的唯一一种"生存方式"。各个心理区域之间"精妙地相互锁定"——改变一个区域必然牵动其他区域——这使得改变成为一个全身性的威胁。在督导中，当分析师感到挫败于病人的"顽固"时，督导者可以问："如果病人真的改变了这一点，他的整个人格系统会发生什么？他害怕失去什么？"这个问题将分析师的注意力从"如何克服阻抗"转移到"理解阻抗所保护的东西"，从而将阻抗本身转化为分析材料。Joseph强调，病人的习惯性方式不仅是需要被改变的障碍，更是需要被理解的首要对象——因为只有通过理解，病人才能发展出观察自己的能力，而这种自我观察的能力本身就是心理改变的核心。

例如，一个平衡主要依赖于维持高度自恋结构的病人，不会让我们恰当地帮助他，也不能恰当地接受我们的诠释。他也许会接管这些诠释，或者理智化地重复这些诠释，或者修改这些诠释。如果我们能够暂时突破这种状态，可能会看到一阵突如其来的愤怒；但这种愤怒扰动了平衡，病人立即变得无法忍受，于是新的转变发生，平衡重新建立。我们无法断定，为什么这种愤怒在这个阶段如此难以忍受——是病人感觉它太过残忍，还是引起了太多内疚或羞辱？原因何在？这些问题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来梳理清楚。

另一个病人维持其平衡的基本方法可能是恐惧性的，通过各种回避、自我限制及相关防御来抵御焦虑。对于有些病人来说，对运动或变化的反应也许更明显地是被动性和某种惯性。但在此我强调的不仅仅是不同病人的防御机制不同这一显而易见的观点，而在于，他们的防御相互锁定得如此精妙，以致一个区域的转变总会引起另一区域的扰动，而实现心理改变的一个主要部分在于我们试图在分析中解开各个区域之间的相互锁定，使它们能在移情中被重新体验和打开。

理论标注 · "相互锁定"的人格系统与移情的"打开"

Joseph在此提出了一个关于人格组织的深层模型：人格不是各种特质或症状的松散集合，而是一个相互锁定的系统。自恋结构、恐惧性回避、被动性——这些表面上的"症状"实际上是整个系统中相互依存的节点。改变一个节点，整个系统就会发出警报并启动修复机制，以恢复原有的平衡。这就是为什么心理改变如此困难：它要求的不是局部的调整，而是系统层面的重组。Joseph指出，分析的关键机制在于移情中的"打开"（opening）：当病人在分析情境中重新体验到这些相互锁定的模式时，它们就不再是自动运作的"程序"，而是变成了可以被观察、被谈论、被理解的对象。移情因此不是一个需要被消除的障碍，而是改变得以发生的必要场域。这一观点将Joseph的论文与比昂的"容器-被容纳"模型和Ogden的"分析性第三者"概念连接在一起：分析师提供了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病人习惯性的关系模式可以被"活现"出来，而非仅仅被描述。

梅兰妮·克莱因继弗洛伊德之后，详细阐述了个人在试图实现更大整合时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她描述了所谓两个"位置"——偏执-分裂位和抑郁位。她认为，在偏执-分裂位，个体或婴儿试图处理由痛苦或冲突的感受以及自身令人不安的部分所引起的焦虑，其方式是将它们分裂并投射到其他客体内部，从而摆脱它们。她强调这是婴儿的正常心理状态，而且它影响了婴儿对客体的感受。

只有当婴儿在诞生最初几周、几个月的发展中，分裂和投射减少时，他才开始越来越意识到冲动是他自己的，然后能够同时承受对同一个人的既爱又恨。他对人类的感知于是变得更加真实，他们可以被内摄和认同。这一步骤带来了人格内部重大的变化。内疚和担忧出现了。一旦个体开始看到、并为其冲动以及他事实上或幻想中对客体所做的事情承担责任，那么由此产生的内疚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也有了为客体着想和修复客体的可能性。随之而来的是宽慰和情感的深化。

我描述这些位置的方式当然有点程式化，但我想要表达的是，每个个体在其自身发展中，在如同真实面貌般与他人相处、应对自身感受和幻想、以及处理由此产生的内疚之痛时所遇到的问题，都必然会在分析治疗中再次浮现，而分析给个体提供了以不同方式重新处理这些问题的机会。

临床标注 · 内疚作为改变的催化剂，而非终点

Joseph对抑郁位的描述聚焦于一个常被忽视的维度：内疚的转化力量。在偏执-分裂位，焦虑主要来源于被迫害的恐惧——病人害怕来自外部的攻击。在抑郁位，焦虑的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病人开始担心自己对所爱之人的伤害。这种"担忧"（concern）和"内疚"（guilt）是令人痛苦的，但它们同时也是修复愿望的源泉。Joseph强调，分析的目标不是消除焦虑，而是帮助病人从一种焦虑（被迫害的恐惧）转移到另一种焦虑（对所爱之人的担忧），因为后者为关系、修复和成长打开了空间。在临床中，这意味着：当病人开始表达对分析师的关心（"我怕我的话会伤害你"），或者开始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真正的内疚（而非防御性的自责）时，这些时刻标志着抑郁位的浮现，应当被分析师敏锐地捕捉和珍惜。这些"瞬息改变"——从"都是你害我"到"我是不是伤害了你"——正是长期心理改变的微观基础。

举例来说，一位病人觉得自从接受治疗以来，他与父母的关系改变了很多，关系好多了。然而，从开始治疗起，我就感到他缺乏真正的力量和男性气质。在分析中，他会不断地、无意识地收回一切疑问或批评，安慰我说我是对的，并以一种过度圆滑和略带诱惑性的方式行事。起初，他似乎无意识地将我视为一个无法容忍愤怒和批评、需要安慰的人——这并不是他意识层面中我的形象。后来我们了解到，他的母亲的形象是一个对他非常依恋的人，微妙地影响他同意她的想法、同意她对父亲的批评。

因此，这其中有许多要素需要梳理出来，才能实现真正的心理改变。似乎存在一种投射性认同，他对自己攻击性的恐惧被投射到客体-我-的内部，因此我被他感到是一个胆怯的人——母亲，需要安慰，而他则将这个客体内摄进自己。他与母亲之间似乎是一种共谋关系，而且他部分地认同了她。在思考中，他似乎需要通过同意我、稍稍诱惑我、有时成为我最喜欢的病人/孩子、有时则几乎与我平等，来控制我。随着这些要素以不同形式和动机反复出现和变化，它们会被慢慢梳理出来，直到他真正能够将我视为一个更加真实的客体，并能够内摄和认同一个更加坚定稳固的客体，这应该有助于发展出更加真实的男性气质。

治疗片段 · 病人C的梦境：从信任到怀疑的转变

背景：C是一位带着极大改变愿望前来分析的男性恐怖症病人，但显示出对内在扰动的深刻恐惧。最近他越来越能够觉察周围人的困难，甚至开始允许自己稍加探究——包括觉察到自己对受苦者的胜利感。

前情：C感到被周围许多状态糟糕的人干扰和侵入：同事住进精神病院、另一人变得有自杀倾向、还有人的婚姻破裂。以前他从未理会过这些事。

C的梦境：C因为喉咙痛去看医生。医生检查后说是由于膀胱里有结石。病人理解的结石是像沙砾一样微小的，但医生说可以通过手术处理，不是切开来取，而是使用内窥镜，似乎会从尿道吸出来。病人问会很痛吗？医生说如果不用麻醉药就会痛，但会用麻醉药。C想他最好再去咨询一下。然后那位全科医生似乎发狂了，绕过桌子走过来，略带威胁地在病人的腹股沟处挖什么东西，说会有那么痛！

联想：C前一天喉咙确实有点痛。关于内窥镜，他父亲年老时患有前列腺问题。C随后将梦与儿子的牙齿问题联结：牙医说需要拔掉两颗牙才能安装牙套，C认为如果只是为了美容这样做有些过分，应该征求第二意见。儿子本身因先天畸形做过三次阴茎手术。C意识到没有把这件事与梦中的手术联系起来，感到不安。

动力学解说：Joseph用这个梦境展示了"瞬息改变"的临床检测方法。梦境的前半段——医生温和地解释病情、提供麻醉、承诺无痛——代表C在分析中建立的对分析师的信任。后半段的突变——医生发狂、威胁、在腹股沟处挖掘——代表这种信任的崩溃。Joseph追踪到这个转变的触发点："第二意见"。C在前一次会谈中开始能够观察他人的崩溃，但这种开放的姿态随即引发了恐惧——如果我能看透别人，别人（分析师）也能看透我；如果我有怀疑（第二意见），我就会受到攻击。于是，对分析师的信任被体验为危险的暴露，分析师从"好医生"瞬间转变为"发狂的迫害者"。这个"瞬息改变"——从信任到迫害恐惧——正是C处理焦虑和关系的"习惯性方式"：每当关系中出现一点距离或怀疑，他就必须将对方体验为迫害性的，以此来为自己撤回接触提供理由。Joseph的分析不聚焦于梦的"内容"（阴茎、手术、父亲），而是聚焦于梦中关系的转变模式——这才是"心理改变"可以在其上工作的材料。

督导思考 · 如何追踪"瞬息改变"：Joseph式倾听的训练

Joseph的临床方法对督导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分析师需要发展一种"双轨倾听"的能力：一方面倾听病人讲述的内容（梦、事件、记忆），另一方面倾听关系的过程（病人如何进入会谈、如何与我互动、在会谈中何时转变了语气或主题）。督导中一个有效的练习是：让分析师在报告案例时，先用五分钟描述"病人这周说了什么"，再用五分钟描述"在我和病人的关系中发生了什么"。通常，分析师对后者的描述会显著贫乏——这正是一个需要被督导指出并培养的能力。Joseph的方法还要求分析师警惕自身的反移情陷阱：当病人表现出"进步"时，分析师可能感到欣慰并放松警惕；当病人"退行"时，分析师可能感到挫败并加大解释力度。这两种反应都会干扰对"瞬息改变"的观察。督导需要帮助分析师发展一种" evenly suspended attention"（均匀悬浮注意）的变体——不是对内容的均匀注意，而是对关系过程的变化的均匀注意。

因此，当我们谈论与客体相关的心理改变时，我们在考虑病人能够撤回其投射、为自己的冲动承担更多责任的重要性，以及与此同时，他们能够面对客体的分离性和客体的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客体的现实性，以及他们对客体感受的现实性：也就是他们自身的心理现实。

我不认为长期的心理改变是一种已实现的绝对状态，而是人格内部力量的一种更好的、更健康的平衡，它总是处于一定程度的流动、运动和冲突之中。

理论标注 · 心理改变作为"更好的平衡"而非"最终状态"

Joseph在论文结尾提出了一个谦逊而深刻的结论：心理改变不是一个可以被"完成"的目标，而是一种持续进行的平衡过程。人格内部的力量——爱与恨、冲动与防御、自我与超我——永远不会达到静态的和谐；它们总是在流动、运动和冲突之中。"健康"不是冲突的消除，而是冲突被以不同的方式容纳和体验。这一观点与弗洛伊德晚年的"无法完全消除本能冲突"的立场相呼应，也与当代关系精神分析对"终身发展"的强调相一致。对于临床实践而言，这意味着分析师应当向病人（也向自己）传达一种现实的期待：分析的目标不是让你不再焦虑、不再冲突，而是帮助你发展出与焦虑和冲突共处的不同方式——一种更具观察性、更耐受、更具修复性的方式。这种"更好的平衡"本身就是值得追求的目标，即使它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终点"。

三篇贯通 · 从象征形成到心理改变

今日贯通思考 · 从Klein到Joseph：后克莱因传统的技术演化

三篇论文跨越了近六十年（1930-1989），展示了后克莱因传统从元心理学到临床技术的演化路径。Klein奠定了理论基础：象征化是自我发展的核心，其失败导致精神病性的与现实隔绝。Segal精细化了这一理论，区分了象征等式（偏执-分裂位）与象征表征（抑郁位），为临床识别提供了可操作的概念工具。Joseph则将注意力从"病人有什么"转向了"病人如何做"——从静态的结构描述转向了动态的过程追踪。这一演化对当代临床实践具有深刻启示：我们不再仅仅诊断病人处于哪个"位置"，而是观察病人在每次会谈中如何在不同位置之间移动；我们不再仅仅解释病人的幻想内容，而是追踪病人与分析师之间关系的"瞬息改变"。这种从"什么"到"如何"、从"结构"到"过程"的转变，可能是后克莱因传统对精神分析临床技术最持久的贡献。